HGB：1.4 历史上的例子

明白了科学释经的《圣经》根据，让我们就来简单看一看这种《圣经》解释在历史上的例子。

例子

在教父时期，其中一位在《圣经》解释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生活在主后185年到254年之间亚历山大的俄利根。我们在这一课后半部分会看到，俄利根远远偏离了科学释经的范围，虽然如此，仍然让自己全人投入到对《圣经》的严谨事实和理性分析之中。例如，俄利根其中一样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写成了《圣经六版本合参》，据记载这是一本六千页的著作，全书超过五十卷，俄利根逐个单词比较了旧约《圣经》不同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版本。虽然这部作品在几个世纪之后失传，但它仍是初期教会历史上科学解释《圣经》的一个非常突出例子。

俄利根之后还出现了发展科学解释《圣经》方法的其他出名例子。比如希坡的奥古斯丁，他生活在主后354年到430年间，继续关注严谨、常常是花费极大功夫的对《圣经》事实和理性的分析。到了生活在大约1225年到1274年之间的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理性科学理念的影响。阿奎那和跟从他的人，把周密的实证和逻辑分析应用在对《圣经》的解释上。

不幸的是，到了教会历史这个阶段，人识字的比例非常低，《圣经》和其他书籍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所以只有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实际研究《圣经》。结果就是，教会当局 控制了一般人明白《圣经》的方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学者仍然摆脱教会的控制，开始通过更周密的科学分析方法来解释《圣经》。

朝这方向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初步骤，是发生文艺复兴时期。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储存在那里的许多经典著作和《圣经》文稿被带到西方。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不是通过教会信条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古代文本的意义，而是让他们全身投入，仔细分析它们的文法和古代历史背景，以此理解这些文本。随着欧洲活字版印刷机在古登堡大约1450年左右的发明，很快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成果就变得广为流传，结果就是，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生活在1466年到1536年间的伊拉斯谟，带领许多同时代的人，朝着越来越科学解释《圣经》的方向前进。

十六世纪的更正教改革，把科学释经法更向前推进。跟随文艺复兴的道路，早期更正教领袖，比如马丁•路德、慈运理和约翰•加尔文，强烈反对教会使用信条来控制对《圣经》的解释。他们而是强调，《圣经》的意思应当通过分析《圣经》的文法和历史背景来加以决定。

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早期的更正教人士，把对此的强调与现在广为人知的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这教义结合在一起。更正教人士认识到《圣经》是唯一不可置疑的权威，是用来判断所有其他权威的最高权威。这种坚持《圣经》具有至高权威的做法，意味着唯一能无误解释《圣经》的，就是《圣经》本身。所以，对于初期更正教人士来说，没有什么是比通过按照《圣经》古代的历史背景，细致、理性分析它的文法来得更重要的。

十七、十八世纪发生在西欧的启蒙运动，推动科学释经法更进一步，强调使用现代的、事实和理性的科学标准，判断所有宣称是真理的事情，包括《圣经》的宣告。《圣经》学者和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其他现代科学家相似，仔细把科学标准应用在对《圣经》的研究上。

这种研究《圣经》的方法，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有几种不同的发展，但现代《圣经》学者或多或少都是遵循两种主要路径。一方面，在主要的学术机构里，大多数解释《圣经》 的人，遵循的是一种常被称为批判性 《圣经》研究的方向。广义来说，批判性的《圣经》学者，就是那些拒绝更正教唯独《圣经》教义，认为只有理性和科学分析才是分辨真理的最高标准的人。一般来说，批判性的 解经家得出结论，认为《圣经》代表的是古代、原始和不可靠的对人、对 上帝和世界的看法。根据这种观点，现代人可以在某些方面从《圣经》得到益处，但所有关于《圣经》的 判断，都必须依靠科学调查，而不是《圣经》的教导。

另一方面，其他专家遵循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当代福音派 《圣经》学术研究的道路。福音派的学者断言，《圣经》是在信仰和生活方面唯一无可置疑的标准。他们并不拒绝用事实和理性的科学反思来查考《圣经》—— 他们能完全接受严格使用科学分析来查考《圣经》——但是当这样的分析清楚地与《圣经》本身的教导相互矛盾时，福音派的学者就愿全心地顺服《圣经》，以《圣经》作为他们的权威。贯穿这些课程，我们会看到本系列是遵循福音派的道路。

顺服《圣经》的权威，这对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对一个更正教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真正的权威，是促成人产生认同的权柄与能力，而《圣经》是独特地有资格作基督徒人生的权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圣经》包含着智慧和洞见，是我们在《圣经》以外无法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被称为 启示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虽然在很多地方都有真理，但体现在《圣经》中的真理，在写作和最终形式上，都是得到上帝超自然的监督，以致拥有一种可靠和无谬的 程度，是我们在这世界可以得到的所有真理来源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我们都知道，《圣经》拥有这种独特的可靠性、无缪性（无缪性就是不可能有谬误），是因为《圣经》是上帝所呼出默示的，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讲《圣经》的权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讲上帝的权威。所以顺服《圣经》，就是承认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是从上帝而出，依赖上帝而存在的人。这是一个悖论所在：这种顺服并不是贬低我们，或者使我们能力更少，反而实际上是我们可能得到的最大能力的事，因为它使我们走在真理的方向上，使我们稳步走在通往生命和兴盛的道路上。——戈兰•斯高靳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