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牧人｜基督信仰与中国经济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基督信仰的认同和接受，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相比过去，或多或少在抵触的情绪上略有好转。其中区域的不同差异最为明显，要论到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和省份，其信仰的质与量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基督信仰与中国经济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有人说影响深远，有人说贡献直到如今。本文从过去的影响、现今的贡献和未来的前景三个层面论述一些简易的 看见，虽然没有界线，但有历史脉络的帮扶，不至偏离原义。

关键词：文化、伦理、教育、医疗、慈善

目录

一、基督教对中国过去的影响

1. 文化与宗教
2. 品格与伦理
3. 教育和医疗

二、基督教对中国现今的贡献

1. 文化与宗教
2. 品格与伦理
3. 教育和医疗

三、基督教对中国未来的前景

1.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2. 有教会大学和医院
3. 有基督信仰的社会结构

一、基督教对中国过去的影响

1.文化与宗教

文化与宗教似乎有着某种的关联性，又以融合的方式支配着社会的整体结构。古老的中国社会一直以“祭祖”的风俗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而外来文化的冲突以武宗灭佛、康熙百年禁教（天主教）为所不容。基督信仰以博爱的精神，在二十世纪初民主思想的浪潮中被广泛接受，从而带来深远的影响。

古代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儒术独尊，一统天下。立牌位，悼亡灵。皇权之上，治家父夫权。男女尊卑有别，讲风水好占卜。而基督教则恰恰相反，一神论才是信仰的根源，禁止拜偶像，供亡灵不如活人间的陪同与关爱。主张人人平等，打破封建迷信。文化的革新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仅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点，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加上思想上的革新，从封建求福乐走向勤劳致富的新格局。

2.品格与伦理

古代国人的品格和伦理的构成一直圈在皇权、父权、夫权和三纲五常的笼罩之中，虽有正直勤俭之士，难逃礼辈枷锁，面子问题尤为重点，贪污腐败层层关联，麻木不仁好私利。虽有孝悌仁慈之心，缺乏同情互猜忌，诚信问题仍旧支离破碎。

基督信仰以生命的翻转为焦点，神在其心所做的是为主做的，就会效法基督而产生诚实、和平、温柔、慈悲、公义、勇敢等品格，又因同为上帝之儿女，既平等人人享有自由。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良好的品格和清洁的伦理操守，基督信仰的特质以约束的原则，发展出稳健的对等贸易有目共睹。

3.教育和医疗

光宗耀祖好功名一直以来是国人求学的本质所在，其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非常单一，束于苦读四书五经研八股。虽有寒门学子拔得头筹，在整个的社会坏境中，真正活跃的则是士大夫阶层，草根农民大多望尘莫及，即使在上流社会女人也是不可入私塾，性别歧视尤为严重。在医疗层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卫生环境，先进的医疗设备几乎为零，从医疗引伸的慈惠事业从不重视，疾病和死亡时刻夺取着一个个国人的生命。

基督信仰给中国的教育带来颠覆性的新格局，废科举，兴学堂，大大改变国人求知的方向和目的。随着传教士的到来，挟带了一些优越的科技、文学、制度颇受青睐，诸多的学科大大改变了过去学习的单一性。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基督教平等教育[1]使整个社会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基层平民和女人可以读书是重大的突破，进入一个繁荣的平民教育[2]的新模式，各行各业都从中获益良多，带动了经济渐变式的快速发展。在医疗上，教会医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让疾苦和死亡的人有生的希望，人口的活力是经济的红利，慈惠的帮扶让动荡不定的社会有序前进着。

二、基督教对中国现今的贡献

1.文化与宗教[3]

基督信仰在文化与宗教方面给予中国的贡献多不胜数，我们举几个革命性的变化，受益的是万万中国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杀婴的恶习，尤其对女婴更是如此。基督教关于生命神圣及男女平等的思想大大加快了社会陈旧观念的改变。其中偶像崇拜在中国古代相当盛行，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认知能力的有限，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民众只有将希望寄托给泥塑木雕的偶像上。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其禁拜偶像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以及其他宗教的仪式发生了重大冲突，甚至因此被禁教。但是基督文化不单是一种宗教文化，它与近现代文明的传播相伴而行。随着普及科学文化，开启民智，倡导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破除偶像崇拜也在一定范围内为国人所接受。

缠足这一恶习在中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裹足会导致脚肉腐烂，脚底大面积坏死，严重的时候脚趾会一个个掉下来。19世纪一些传道士努力想解开女孩脚上的布，但当他们转身刚走，那些中国的母亲们立刻又给缠上。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缠足这一恶习终于被政府废除。基督教文化对这一恶习的废除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如林语堂所说，“基督教传道士用十字架废除了裹小脚”。1912年后，这一恶习仍苟延残喘了至少十年，格蕾蒂斯·艾伟德在山西传教时就曾担任过“缠足督查”。

在中国古代盛行包办婚姻的恶习，正如俗语所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孩必须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在婚姻中没有任何选择权，完全是封建恶习的牺牲品。随着基督教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文化的传播，包办婚姻的恶习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今天，在中国《婚姻法》中已经明确禁止了包办婚姻。而一夫多妻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了，受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婚姻观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中国妇女终于摆脱了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羁绊，开启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

2.品格与伦理

品格和伦理可从性格的微观上体现出来，大多数穷苦劳动人民有着省吃俭用，勤劳致富，孝悌仁慈的美德，但是，大多仅限于血缘的纽带边缘。在公共领域无论对人还是对事相对冷漠，民族优越感极强，轻蔑外族根深蒂固。在长达几个世纪囚于皇权、父权、夫权和三纲五常的牢笼中，品格的扭曲相当严重，胆小怕事好私利，不讲公义好诡辩，层层贿赂的习惯常做出有违伦理之事，大大枷锁了社会前进的步伐。

从1807来马礼逊入华以来，无数的宣教士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他们怀着一腔热血，带着耶稣基督的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为着将福音传遍中国，将上帝爱的种子播在中国的土壤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发出的诚实、和平、温柔、慈悲、公义、勇敢的精神，影响着那个世代。直到今日，基督徒仍旧持守，将基督之爱一直传递下去，直到与主相见的日子。

3.教育和医疗[4]

今天，中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院校达2000多所，每年出国留学40万，名列世界第一。然而100年前，据李提摩太统计，在四亿多人口的大清帝国，有高等阅读能力的只有四万人，不到万分之一。最早的一间华人学校是1817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开始只有三名学生。十年后，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和他的同乡古天青一起创办了内地第一所学校。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大学就有31所，图书馆29所，中学324所，小学2364所。宣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著名大学有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震旦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等[5]。

最早于1565年，天主教卡内罗主教已在澳门建立一座医院，不分教会内外，有病者一样诊治。马礼逊来华后，于1820年邀请李文斯顿医生在澳门开设诊所。1835年，美国宣教士伯驾医生在广州新豆栏开办眼科医局，能容纳200人候诊，1842年，发展成博济医院。1838年，英国宣教士雒魏林建立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即仁济医院前身，一律免费诊治。1885年，道济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妇产医院道济医院，即今日北京第六医院。据1920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和诊所共820间，著名医院有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济南齐鲁医院、上海仁济医院等[6]，驱使宣教士们不顾一切前来服侍中国人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所以从建立第一座医院开始，每建一座，他们都在门口挂一幅十字架。

三、基督教对中国未来的前景

1.有教堂的市场经济[7]

赵晓博士在一文提到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区分，在他游历美国时发现中美最大的差异，不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在今天的中国已不稀罕！也不是人均收入的问题，中国正慢慢平稳追赶。也不是科技水平的差距，中国也有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不是金融，举国上下，银行多如米铺，证券公司到处招摇过市，基金广告也已在央视的黄金时间频频闪烁。其中的差异，诚然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差异。

其中论到最大的差异便是教堂。仅在哈佛广场附近的街道上，驻足四望，结果竟然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发现了三个教堂。事实上，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最核心的东西。

在要什么样的经济市场？他以有教堂的伦理观来论述他的观点，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它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

在积累财富的原则上引用清教徒的金钱观，清教徒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财富伦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个清教徒绝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

因此，获取财富之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恰能弥补市之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就像好马天生需要好鞍一样。从人类社会来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叫人不偷懒的市场经济与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的强大信仰(伦理)珠联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实。

2.有教会大学和医院

早在过去，教会大学和医院遍满全国，真正的帮助中国从落后的面貌发展至今天的格局，它的贡献如今封存于历史的边缘。今天的大学和医院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朝着难以想象的方向发展，前景不以乐观。发生在学校的事件和医院的丑闻被广泛报道，骇人听闻。

其中最大的差异，不是一座座美丽的校园，不是一个个有学识的人才，也不是一套套科研的院所，更不是满天盖地的学术论文。而是培养一群什么的人，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为了什么？如果还是古代的一套思维，可能更甚，学而求荣好私利，这是整个社会之悲剧。当一个人绝对的、不折手段的为了自己的走向，对社会有着巨大的破坏性。诚信的问题至今仍旧全无，社会的责任心亦是如此。基督徒在诚信和社会责任两方面继续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前景，正如有人所言，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座监狱。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会大学所关注的焦点，这群忠心跟随基督上帝的儿女，可以说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而且教导他人学习效法基督，摆上自己，不畏生死，荣耀祂的圣名。正如王怡牧师在论到大学说到，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教会不死，就有大学。大学之道，在明圣经，在以马内利，在止于恩典。若有一群师傅与门徒，愿为主的道拼死摆上自己的思想和前途，就是大学。

教会医院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体现在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包括穷人、孤儿、妇女、麻风病患者、盲瞽者和精神病患者。在传统中国，男尊女卑，妇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缠足，健康问题更加严重，妇女医疗问题反而更不被重视。在来华传教医师艰苦的努力下，一个个医院的建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出来，对中国医疗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平衡贫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贡献。

基督信仰发展出来的人道精神，关注弱势群体，尤其对穷人、妇女和孤儿的呵护和帮扶源于圣经的教导，耶稣也常于孤儿寡妇同在，擦干他们眼泪。若有人自以为敬虔，在神眼里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雅1:27)，神的话激励着历代信徒继续持守传扬有关基督之大爱，让上帝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身上。

3.有基督信仰的社会结构

今天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相比过去要难治理百倍，从前乡镇一级的治理通常由较保守的乡村绅士、有名望的族老作中间人，处理基层内的矛盾与纠纷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当这一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消失殆尽，给政府带来不可调和的局面，日后可能会继续扩大。人民在追求福利和待遇上难以满足诉求时，带来的不满和埋怨会继续增加。而从有基督信仰的美国社会结构去看，教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给美国社会带来稳定繁荣的发展。

美国社会结构的最大优越可能不全是法律制度的建全，也不全是有效的政府治理。它之所以能够用最小的成本，以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式有效动转，全然在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美国的乡镇一级的官员也有一二十个之多，其中有好多是义务的官员，他们是不拿政府报酬的，也不像欧洲的镇长一手抓的。他们也人多，为什么可以有序的协调治理呢？

托克维尔[8]发现，美国的法律制定既有原则也有具体的细节，所以大家都有条不紊地配合着。法律是什么？教科书说到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在现实当中，是习惯性的产物。美国为什么这样的有效呢，在于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和民情。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新教的信仰。托克维尔在考察早期美国的立法发现，说好听是立法，大量的法律条文都是从圣经整句整段的照抄过来的。早期的法律制定的目的不是为了贸易，而是维持风俗为了防止道德败坏。乡村一级都是熟人，很多行政权就可以分散在许多人的手上，做起事来也有默契，若不乱，自治便是有效的。若权利过于集中，日积月累既得利益者就想独占权利，社会公正就会逐步腐蚀，这种以基督教新教伦理的乡镇自治，奠定了根基性的基础-圣经伦理，即使你离开本地，在共同的信仰基础彼此团契，仍旧发挥着原有的功效。

有基督信仰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看不见又即将到来的前景。上帝的作为无人知晓，我们相信神的怜悯将再一次扭转更多的人信而悔改，虽然前方的道路有多么的艰难和困苦，中国亿万基督徒将继续带着异象和使命奋兴教会，将上帝的爱带给每一个愿意接纳的人。

备注：

1.平民教育的概念直接源自宗教改革时期，虽然在第十六世纪前已有偶尔的教育改革企图。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九世纪的法国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的改革。查理曼曾聘请阿尔昆(Alcuin)尽可能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人民提供受教的机会，但自从他去世后，这整个计画就渐渐止息了。直等到圣经再度成为基督教的焦点时，平民教育才正式诞生。 ↑

2.布鲁门斐博士(Samuel Blumenfeld)，见一本书：《平民教育有需要吗？》(Is Public Education Necessary)。 ↑

3.阿尔文.施密特/汪晓丹/赵巍，《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4.《宣教士影片》，神州传播协会，见第三集-光照。 ↑

5.回眸消失的教会大学，http://learning.sohu.com/20140730/n402932364.shtml ↑

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7.赵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

8.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1日版，分上、下两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