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改教时代和近现代教会
书名：冈萨雷斯《基督教会史》
摘自《基督教会史（下）》，上海三联书店，见151-481页。【参】：
-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见265-433页。
- 雪莱《基督教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见315-495页。
-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见741-936页。
第二部分 正统、理性互敬虔
宗教改革一场巨大的变动，它不但影响教会，也影响着国家、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然而，整个十七世纪，国家和教会的生活仍然在动荡中壮大，尤其在英国。
所有基督徒都宣称他们的教导是来自圣经，事实上，他们在一些的教义上存在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宗派林立的局面。天主教因新教势力壮大，虽有不同层面的改革，但仍然坚守维护其权力毫不动摇。之后基督教便沿着四条路线发展出不同派别：有的接受天特会议所订的信条；有的接受复原派的信仰；两的或多或少偏离前两种信仰；有的完全放弃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在这一时间，我们将会看到公理会、浸礼派、循道派及莫拉维弟兄会的兴起。我们会提到历史中复原教主义及后期兴起的神学——现代主义，同时，也会提到西欧、十三殖民地在教立教会时期的各种情况和大复兴运动。
17-18世纪
17-18世纪，新教团体林立，不同团体强烈的宗教信念（尤其是天主教及新教）导致了几个世纪的血腥的战争，导致大量人民伤亡惨重。德国及大部分的欧洲经历了欧洲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在法国，因特殊原因放弃先前的容忍政策：在英国，清教徒革命带来内战，处决了国王查理士一世并且爆发更多的战争。最后的局面与革命之前差不多，但对宗教异议者比先前更加宽容。
这一切的战争，都是受到改教后期各样正统信仰（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及改革宗）的坚持和认信所助长大量的冲突。因为这些正统信仰都认为教理中的每个细节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不容许与最严格的正统信仰有丝毫差异。结果不仅产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战争，也导致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及改革宗之间永不止息的辩论，他们均发现：甚至在自己的传统之中亦很难达成一致。
经过漫漫的对峙，新教群体在理性和经验渐渐分道扬镳。一方面，严格的正统信仰及带有的负面结果，其中一项回应就是理性主义的成长。另一种结果，则是出现一连串强调经验和顺从的重要性胜过正统信仰的立场。路德宗之中，敬虔派(Pietism)及莫拉维亚运动( Moravian Movement)采取此种立场。安立甘宗的卫理公会(Methodism)也是如此。其他人因为对正统信仰及敬虔主义不满，采取唯灵论(Spiritualism)者的选项。他们开始不再从教会或信徒团体当中，而是于内在及私人生活中立志寻求上帝。
在英国，清教徒则决定离开欧洲定居在其他地方。他们希望在那里能以他们所相信福音的必要原则（这些原则，有时亦包括不容忍任何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来建立一个社会，这是新英国地区英国殖民地的起源。
第三部分 超越基督教王国
最后一部分，我们将看到教会如何在大西洋彼岸建立起来。 当新大陆的疆界往西拓展时， 教会也向西推进; 在灵性低潮之后， 又兴起属灵的复兴和觉醒。
殖民地时代并没有美国和加拿大之分，只有英国殖民地与法国殖民地之分。自从政治上分成两个国家后，复原教各宗派继续建立教会，并不受疆界的限制，因为跨越国界，交换意见很方便，各宗派不需要设立各国的分部。美国的独立战争为教会带来尖锐的问题，因为教会源自于英国，与母国的关系仍然很紧密。
十九世纪时，教会积极关心社会问题，到一个地步，落入失去中心目标的危险。财富的加增及对外休闲的新观念，导致大教堂的建筑与基督教学院的创办。 崇拜越来越形式化， 神学越来越自由化， 造成的结果是: 有些人脱离现有宗派而组织新教会，采用简单仪式崇拜，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另一些人离开原有教会从事宗教活动，但与圣经背道而驰。
面对现代性是天主教一个极大的挑战，特别是新神学的思潮让天主教谨而慎行，虽然有不少激的神学家的兴起，大多被教庭禁压。在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巨变之下，保守派教宗依旧还是做了重大变革，并最终促成第二次天特会议及其倡导的改革。
基督教在地域的扩张仍旧继续，带来全球新的复兴，普世教会的运动使大家相继团结，加拿大是教会合一运动的先锋。 教会合作的新冲力带出多次国际会议、普世基督教联盟及教会实际的合一事工。
基督教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各岛表现出巨大的活力,与此同时,它在北大西洋陷入了危机。这种情况意味着,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表明基督教在20世纪中叶以前历史的基督教王国版图不再有效。以前的那张版图是根据基督教王国划定的,欧洲和西半球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在这些国家占据优势,它们后来成为基督教向世界其他地区宣教的中心。但是,到了20世纪末,情势发生了翻转,以前的版图已不再适用。现在,每一个大陆都有了新中心,这构成了一张基督教的新版图,在这张新版图上,基督教的大本营不再位于西方,它不再从西方向外扩张,而是成为一个多中心的基督教,以前还处于基督教边缘的许多地区,已经成为了它的新中心。
19世纪
随着欧洲各国政治动乱不止，开启了民主及自由贸易的理想：包括北美洲独立、法国大革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民主、自由是这些新国家理想中的一部分，因此没有人会被迫承认任何他们并不信服的事；这和从上个时期出现的理性主义相结合，使得许多人认为：惟有严谨的理性信仰才配得上现代世界。
然而，这样特别能在新教神学家身上看见，尤其是德国的神学家，当然其他地区也可以；这是十九世纪许多人跟随的神学立场，即自由神学的兴起。
面对现代化快速发展，新教至少在学术界的神学家及领袖，允许它本身受现代世界的革新而摆荡，罗马天主教却采取相反的步调。“任何实际上被视为现代的事物”（民主、良心之自由以及公立学校等）均被视为异端，在教宗庇护九世(Pope Pius IX)时受到谴责，并且此时正式宣布教宗为无误(Infallible，梵蒂冈第一次会议，1870)是这个保守政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许多欧洲人认为基督教快已经消失了，实际上这个时期，基督教信仰在地理上扩张却达到别一个高潮，使它首次真正成为全球性的普世宗教。十九世纪的教会史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宣教上的扩展，尤其是新教在亚洲、大洋洲、欧洲、伊斯兰教世界及拉丁美洲宣教上的扩张。
20世纪与近现代
为了更好的与19世纪作出有利的区别，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即1914年。
前面几世纪的理性主义原则，将其运用于科学及科技带来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在现代达到了高峰，人们相信他们正走向一个富裕及喜乐的光辉时代。好像种种问题，至始至终将会被理性及科技的方法所解决。北半球的工业化国家将带领世界朝向充满应许的将来前行。但在二十世纪初，一连串的事件显示所谓现代的应许只是一场梦，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一切的幻想。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崛起，全球各地进入殖民化的冬眠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是现代结束的一部分，因为实际情况是，人们开始不信任以前用来合理化殖民企业的那些现代性承诺。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及知识上，均强烈地反抗殖民主义，纷纷建立起独立的国家。
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东欧的冲击，摇撼了整个东方教会。在苏联实行的马克斯共产主义(Marxism)，是意识形态对自由主义的嘲弄。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很清楚地，这种计划已经失败；而在强权政府下苟活数十年的俄罗斯教会，亦显现出新生的迹象。
20世纪前半段，罗马天主教会仍继续抗拒各种层面的现代化，特别是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入侵的挑战。随着现代化快速发展，原有的制度已经无法更好适应当下处境的需求，于1958年，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时，开始向现代世界开放。及至此时，世界本身正迅速地移向后现代主义；而梵蒂冈第二次天特会议之后所发展的神学，变得愈来愈批判现代化——这并非为了反对以前数个世代，而是眺望超越现代主义的未来。
新教方面，因两次世界大战极大震撼了欧洲自由神学家的乐观主义的美梦。美国的冲击虽然较少且较缓慢，但是亦有某些相似的冲击。从某程度而言，卡尔巴特对自由主义发起反抗，最后依旧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在美国，争取公民权的奋斗和本世纪末期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及危机，同样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另一方面，所有基督教传统中亦发展出和反殖民主义互相平行的运动。因宣教运动产生的“较年轻”的教会开始主张他们的自治，朝着本土化独立教会的开始。在他们的处境下从他们的观点来解释福音的权利及义务，形成出各式各样的神学兴起。在拉丁美洲这种倾向有两项最显著的表现，即五旬节运动的成长及解放神学的兴起。世界各地教会之中的民族、文化的少数族群以及所有种族的妇女均坚持人们需耍聆听他们的呼声。
最后，一种新的普世主义的兴起，普世运动虽根植于宣教活动的扩展，也带来了新的事工和各样处境的需求。现今因这些“较年轻”教会的成长，这个运动有了新的方向；宣教运动本身亦有新的方向，那些因宣教运动而产生的“较年轻”的教会扮演愈来愈主动的角色，成了一个多中心的基督教，包括那些被边缘的基督教，新版图正在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