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牧人｜如何传讲神的话
对何大卫《释经讲道》一书的回应
前言：相信每位基督徒都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传讲神的话，你是否感觉常常力不从心，被人挫败的失落？你是否带着信念，以慎重的态度限定你所表达的内容？最为重要的是，你是否以忠于经文的心态，以正确的动机做福音的工作？查尔斯·西缅[1]告诉我们，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必须忠于经文，他需要坚守绝不在圣经经文以外多说一点，也绝不降低经文本身的力量或完整性[2]。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许多自认为忠心的、基于圣经的讲道，实际上是错失了要点，原因就是缺乏限定。甚至那些持守纯正教义的教会，同样也在不断的衰落。其中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向主祷告，以圣灵的能力传讲神的话，求主在你的事奉中，可以使听众谦卑、高举救主、并促进听众过着圣洁生活，将荣耀归于神。
目录：
- 1.处境：自身问题
- 2.释经：圣经文本
- 3.搭桥：神学思考
- 4.应用：适用当下
正 文：
1.处境：自身问题
近来年，世俗化的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教会陷在一个灵性衰败的落魄当中，再加上国家“意识形态”的管控和佩剑权柄的压迫，形成一种对世俗政权的献媚，从而失去如何做好一个基督徒的基本道理。一些为了个人的利益、家庭做出充分的考虑，即使在自己软弱的时候也不会忘记运用经文为自己做出强有力的辩护，甚至有些人在教会和网络上随心所欲的抹黑，抵毁并加以批评。相反，对作恶、不公、逼害反而无动于衷，在“可能会付上代价”面前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底线，这就是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处境、利益做出最处境化的应用。
相信福音是为了受苦，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处境化的问题，而不是总想着自己。什么叫处境化的问题？就是以听众所在文化处境能够理解或适当的方式传讲福音信息。换句话说，处境化是关注我们和现在，是经文对今日的相关性和应用，让神的话来更新一切扭曲和悖逆。如果一个人传讲神的话不是为基督赢得当下的处境，总是以自身作出发点来传达的话，就一定会错失解经的重点。
这种以自身为出发点的盲从，只会使讲道的实质被削减、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呆板的模式，导致整个教会陷在灵命衰退迹象当中。什么样的讲道是盲目的处境化呢？首先，在准备讲道的过程中，如果讲道者更多地以这世界而非神的道为要务，这导致了“印象主义讲道”。第二，它改变了我们对讲坛的使用，圣道被用来支持我们自我陶醉的计划和目的，而不是神的计划。这是“醉酒式讲道”。最后，它变换了我们对于权威的理解，讲道者“新鲜”和“属灵”的灵修式阅读成为了决定性的真理表达，这称之为“被感动的讲道”。
印象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们的手法含糊粗略，一般采集眼目所见的内容，加以解释、夸张、部分忽视，最终作了扭曲的处理。在中国，太多牧者忙于奔波，长年在外服事，时间紧迫，周六好不容易回家，又要预备讲章，但是马可能又忙于会议，可能还有一个家庭或一位教会职员在等待你的指导。那讲章怎么办，毫无疑问，你会更容易、更快速。考虑到你忙碌的日程安排，它也更合理。但是，你需要知道，这意味着，最终结果是你在对经文为所欲为。本来你需要花很久时间，通过许多教牧著作的帮助，预备一篇好的讲章，并非以即兴的方式讲道，这种方式虽然一开始有果效，长远来看，这种表面的归纳式律法主义讲道，营造出一批热心于道德主义甚于基督教信息的信徒，从而使得彼此之间养成一种给人定罪的破口与伤害。
每当你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是否还记得自己“醉酒”的时刻，就是你常常到圣经中去寻找支持，为自己认为需要说的内容背书。换句话说，圣经是个对我有用的工具，帮助我完成心中所想的事。很多次，我忘记了我自己才应该是工具——被神用于其神圣目的的某个人。
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在我们之间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像醉酒鬼利用路灯那样使用着圣经，或许你持有极强的教义性观点，你会将这些教义的内容变成你所传讲的观点，而不管经文本身在传达什么信息。好比一个多妻的人，他一定可以找到赞成他一夫多妻的经文。或一个姊妹想要作牧师，她就会找到一个地方证明自己是可以作牧师的。在本质上，我们倾向于醉酒式讲道，而非释经讲道，根源在于：我们将自己内心持定的热心、计划和观点凌驾于圣经文本之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就只不过是对我们自己观点的辅助而已。
现代人用来“灵修”的读经方式，被用来当作神话语的公开宣讲，这一般称之为“被感动的”讲道。让人伤心的是，这正是我们需要指出来的问题，讲道者们正越来越多地将对圣经文本的主观阅读感受当作默示的。日益普遍的情况是，圣经教师们被告知，在私下阅读圣经时，无论什么使他们的灵被感动，那一定就是神的灵要他们公开宣讲的，并且融合到公共崇拜当中，听起来极其敬虔。这种用直觉替代了考察，推崇情绪和情感甚于有方法、合乎理性的探究，实际是使你的灵与圣灵同等了！
所以，任何人传讲神的话都要像一座平衡木，一方面在所传达的内容负应有责任：正确理解。另一方面就是在方向上指出一个度：适当传达。这两项极其重要，如果讲道者每周都站在这两项任务的中间。这两项任务催逼着他，每一项都竭力要获得他的时间和注意，纯正与实践就能很好的合一。一旦这样的争执开始出现在受呼召传讲神话语者的心理和头脑中，表示正确理解和适当传达是不可兼得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对处境化的盲从就伏在门口了，印象主义、醉酒和“被感动”的讲道也预备好要上场。
2.释经：圣经文本
同时表达正确理解和适当传达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查尔斯·西缅已经找到了一条兼顾二者的途径。对一个忠心的讲道者来说，他应该委身于一种把最重要的事摆在第一位的预备过程，就是从圣经文本开始，并非从自身处境开始，错误的方式只会使传讲偏理了方向，导致不良的毒瘤恶性循环。
那如何从圣经文本来深入研究呢？首先让圣经的上下文（而不是自己的处境）控制经文的含义。其二是仔细查考，直至理解经文段落如何适应于整卷书的信息。最后，找到经文段落的结构和重点。
你有没有注意到，上面的几点好像与处境化没有丝毫的关系？真的没有？其实不是，处境化是个女舞伴，但她永远不可以领舞。问题就在于我们中有太多人在预备讲道时不重视释经，并且，通过强调文化以及我们与文化相联系的能力，我们给信息穿上了一件处境化的红短裙。好像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在兴奋的转圈中把她甩出去，秀一下她的长腿和高跟鞋。
那我们需要如何做呢？首先，让圣经的上下文来控制，你不仅要理解文本的上下文，以及历史的上下文，这是两个互相关联交职在一起的概念，有时候还是要区分开来的。历史的上下文有关导致文本形成的环境或状况，这是对古代文化的认识。而文本上下，它所考虑的是作者的写作或编辑策略，并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组织自己书卷。当你更深入的挖掘时，就更加清晰当时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所传达的信息，从而加深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和认识。
其次，就是仔细倾听一段经文，直到我们了解它如何适应于书卷的总体信息。一个杰出的讲道者通常也是最好的倾听者。如果那就是我们的角色，我们最好学会在释经时不但开动头脑，还要打开耳朵！当你留时倾听时，你真的会挖掘出卷书中所说的特别的东西。那如何找到它的中心思想呢？你通读全书，反复读开头和结尾，寻找重要的、反复出现的字词、概念和短语，还有努力搜寻关于写作目的的段落。这些工具也可以帮助你找到圣经书卷的旋律。
最后，你需要努力的理解所传讲经文的结构。你要思考：作者是如何组织这段文本的？这个组织结构如何显示了作者希望强调的重点？这就要下功夫了，阅读方法非常重要，你要注意译本原文的含义、这样翻译的好处、反复阅读、寻找重复的关键词等。其次，它是哪一种文学体裁，了解不同文体的特点有助于知道运用哪些工具更容易理解其内容。
做好这并非就是说你已经作好讲道的准备了，如果你最终的关心放在“原始”听众（那个时候的他们）身上，这会导致知识性的讲道，但停在那里，最后得到的就是无聊、低效、满是脚注的演讲。另一个孤立释经的陷阱是，我们变成了只发命令的讲道者。圣经中充满了命令，但他们是有相关性的。用一个命令缺乏正确的圣经和神学上下文，也可能以非常错误的方式应用。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三个阶，学会如何搭桥，就是在神学的原则上从圣经文本中辨认出经文的意义[3]。
3.搭桥：神学思考
为了不让我们的释经讲道只停留在释经的步骤，不让它变成单纯的讲道或过度命令的讲道，学术化或是道德主义的两个极端。接下来，我们预备下一个步骤：神学思考。
什么是神学思考呢？简单来说，这是一项带着祷告的心进行的严格操练，要花时间思想我所要处理的经文，以及这段经文如何关联于神的救赎计划。这是一种练习，要询问这段经文如何与整本圣经相关联，尤其是与神在耶稣里所施行的拯救行动的有什么关系。
耶稣复活之前向门徒传了一套读经的方法，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二十四44-45)。得出一项原则：整本旧约和新约，都是指向他，以及与他相关的特定事物。
其实保罗一直效法这个方法，我们看看这对我们如何读经有什么指导意义。首先，保罗从整本圣经传讲基督的时候，运用了推理、证明和说服等技巧。这些词汇在希腊道德哲学中都有丰富的背景，表现为一种严格、深思熟虑的做法。其次，他在不同的处境中运用这些工具——在会堂和市场，在犹太人和希腊人中。对于不同的听众，都没有捷径可走。第三，保罗找到了在无法以圣经知识为前提的环境中，宣讲这同一个福音的方法。要向那些不了解圣经背景和词汇的人群传讲福音，是要有办法的。这当然是一个艰苦的劳作。
讲道王子司布真讲过一句话：我从未发现有任何一处经文是没有一条路通向基督的，并且，除非在其中展示出基督，我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好的道[4]。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讲道要指向或关联到福音。
当你学习如何从耶稣和福音的角度去思考你要宣讲的经文，你至少需要结合三种独立而互有影响的学科，否则你就无法成长为一名释经讲道者，这三个学科是：历史鉴别学、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
历史鉴别学为什么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认真对待旧约经文的历史环境，认无关紧要或者只是一块通向福音的跳板，那么我们就是在教导说，圣经实际上与历史并不相关。实际不然，神不但有话语的启示，还有作为的启示。意思就是说神难道真的只向以色列人作出应许？还是为了所有人击败了属灵上的仇敌？当你不认为这些很有必要，你不是出于一种属灵的信心抛弃了历史？要么就是对经文作了去历史化的处理。这样岂不是损害历史的完整性吗？
圣经神学要求我们后退一步，观察神说话行事的大图景，并看到这一切如何关联到他启示的核心：他儿子的死与复活。有时我将这门学科定义为：一种顺着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不断展开的次序阅读圣经的方法。这对讲道者颇有助益。可以防止单纯知识性或道德主义的讲道。用积极的话来说，它——合理地——从特定的经文将你带到基督教福音的中心。
系统神学则是以教义的形式帮助你系统化圣经所说的全部内容。它按照逻辑和层级组织圣经知识，而不是以历史或编年的方式。那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呢？它在你的神学思考中融合系统神学仍然有三个实际的好处：它可以坚固你的信仰。它帮助你从特定的文体联系到福音。它可以锻炼你向非信徒讲话的能力。如果你对这些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可以帮助推进你的工作。而摆在今日的挑战和需要在等待着你我。
4.应用：适用当下
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动用处境化？这样做，是为了消除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且它为一直试探我们，主导我们的讲道工作。当我们做好一切符合圣经的解释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才好让处境化进入它正确和必要的位置了。为了在处理中得到充实，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宣讲神的话：
面对听众的构成，我们作处境化时必须时刻注意避免两个错误。一方面，如果我们的讲道总是在反对文化，那么，甚至还没有机会讲到基督，我们的信息就已经遭到了世人的拒绝。另一方面，如果为世界的缘故妥协我们的信息，我们就拆毁了自己在这世上服事神的基础。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一条道路，将神永恒不变的信息带入到一个几乎对圣经观念一无所知，且充斥着神学混淆的世界中。
每个传道者的挑战：就是如何安排宣讲的材料？并怎样将它组织起来？鉴于组织材料的时候应当适用怎样的原则呢？你需要考虑两个方面：清晰的需要和遵循经文的益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严重依赖处境化，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与圣经经文实切相关。
当你开始做组织材料的处境化工作，要确保花功夫使你的讲道清晰。特别要注意所使用的词汇以及陈述要点的方式。如果你让那些前来听道的人清楚地看见基督的荣耀，你就应该高兴。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以一种对教会所处文化环境有意义的方式，挖掘出经文中已经有的含义和应用。这样，圣经经文就与处境化的工作携手同行。这样一方面他很可能更忠心、也更有果效，同时，他的讲道也会变得更清楚、更易于理解。
遵行经文的益处，是告诉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大纲强加在经文上，相反，乃是从经文中提炼出圣灵早已放置在里面的内容。查尔斯·西缅讲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任务是将圣经中的道理带出来，而不是把自己想象的内容塞进去。对于这一点我怀有极大的忌邪之心；关于我所解释的这段经文，在我相信是圣灵所表达的意思之外，绝不增加或减少一点[5]。”是的，值得每个人谨慎对待。
论到应用，你讲道最终的目标当然是人心的改变。是的，你要针对的是听众的心，要为神完全夺回听众的意志和情感。一种完全围绕人心的应用，你至少在四个方面与处境化配合工作：它会竭力指向人心的悔改（不是一桩有趣的事实，而是要赢得听众的心）、植根于祷告的心（屈膝跪下求力量）、从认识人心出发（破碎人内的偶像）、来源于圣经经文的中心（驱动人心的事奉）。
最后的勉励：最好的释经讲道者，虽然极大地关心今日，但他们所有的讲道工作（无论是释经、神学思考，还是处境化）却都是在“那日”的亮光中完成的——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日，所有的事都要显露出来，包括讲道者自己心中的动机。盼望对于那日的认识帮助你保持祷告和忠诚的心，多结果子，交在神的手中（David Helm）。
[1]关于查尔斯·西缅葬礼以及安葬地的细节，我需要感谢威廉·卡鲁斯（William Carus）。见William Carus,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ev. Charles Simeon(London: Hatchard and Son, 1847), 582-83.
[2]《释经讲道》，何大卫著。福音出版社2014年，现用网传PDF版，见第2页。
[3]《圣经释经之旅》，J.斯科特·杜瓦尔&J.丹尼尔·海斯著。同济大学出版社，见第6页。
[4]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Christ Precious to Believers” (sermon, Music Hall, RoyalSurrey Gardens, March 13, 1859), http://www.spurgeon.org /sermons/0242.htm
[5] Handley Carr Glyn Moule, Charles Simeon (London: Methuen& Co., 1892),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