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是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  提摩太·凯勒

世俗观点从不把苦难看成是生活中一个有意义的部分，而只是一种阻碍。按照那种理解方式，当痛苦和苦难发生时，就只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是：控制和减少痛苦。所以过去两个世代以来，为受苦者提供的多数专业服务和资源，都从谈论困苦转向讨论压力。它们不再为人们提供耐心忍受逆境的方法，而是从商业、心理学和医学中吸收词彙，帮助人们去控制，减缓，适应压力、紧张或创伤。对受苦者的建议是避免负面思想，用休息、锻炼和支持性的人际关係作为缓衝。所有焦点都在于去控制你的回应。

在这种架构中处理苦难的第二种方式，是找出产生痛苦的原因并且消除它。其他文化将苦难看成是在人生结构中一个不可避免的成分，因为有看不见的力量在背后运作，如：生命的幻象本质或是善恶之间的衝突。但是现代文化并不相信有不可见的灵性力量，认为苦难总是有一种物质性的源头，所以在理论上是可以「修补」的。苦难往往会产生在不公平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糟糕的公共政策、破碎的家庭模式，或者直接就是腐化卑劣的党派当中。因此，对于这些的正确回应就是：愤怒，反抗做恶的党派，採取行动改变现状（这并不是多此一举。顺道一提，圣经中也提到了许多为受压迫的人伸张正义之事）。

古老的文化用向内看的方式，来寻求从苦难中得著造就，但是西方人常常只是被苦难激怒，然后寻求改变外面的状态，好让苦难永远不会再发生。对于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区别，没有人能比鲁益师说得更加精炼，他写道：「对过去的智者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让灵魂顺应现实，而解决方案就是知识、自律和美德。对……『现代人』来说，问题是在该如何让现实臣服于人的意愿，解决方案便是各种技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大作《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中，描述了西方社会是如何产生他所称为的「人本转向」（the anthropocentric turn），即世俗观念的兴起。泰勒说，在这种转向之后，「上帝有序统管的同在感开始消退，取而兴起的一种意识是：我们可以凭著自己维护好『世界的』秩序。」结果，西方社会的「最高目标就是……防止苦难。」

所以，在西方社会裡，受苦者不是被告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某种内在的调整、学习或成长。如史威德所指出的，人们不仅仅是几乎不再把道德责任交付给受苦者，甚至连稍稍的暗示都会被视为在「怪罪受害人」，这是我们西方社会的一种主要异端。所以，对苦难的回应总是要由专家来提供，无论是痛苦的管控、心理学、医学治疗，还是改变法律或公共政策。

《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 因为麦克法库哈（Larissa MacFarquhar）的写作和研究而採访了她。她所研究的是超级「圣徒」，即为了别人的好处而做出巨大牺牲的人。当然这些人很多都是宗教人士，但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特约作家麦克法库哈并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是成长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在採访裡的某一部分，採访者问她是如何看待这些人时，她的回答很深刻也很坦诚，她谈到「宗教人士……与世俗人士的一个差别，十分具有启发性。」

她说：「我……认为，很多宗教的传统对于苦难的接纳度较来得高，它们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不必然总是可怕的事情，因为苦难可以帮助你成为更完整的人。而与此相反（至少就我有限的经验而言），世俗功利主义者憎恨苦难。他们看不到其中有一点好处，他们想要消除它，而且他们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她说，世俗人士也不相信有一位上帝有一天会报应一切。对有信仰的人来说，「上帝在掌权，上帝的爱会保守世界到底。但是对世俗人士而言，一切都是在乎『我们』，这裡只有我们。这就是为什麽我认为世俗人士多了一层的紧迫和绝望。」

本文摘录提摩太·凯勒《同祢患难与共》， 第39页。